兴学以救国，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学术的估价问题，由此方能确定兴学之途径。严复力主通西学以救国，很大程度上是因看到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8](P29)这样的学问，“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8](P44)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8](P23)故非引进西学不可。同样，国粹派也认为，中国文化的衰弊，关键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10]不过，在兴学以救国的途径上，他们却选择与严复不同的路，倡导回归先秦未受“君学”浸染前纯正而健全的“国学”，即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古学复兴”。他们心目中的“国学”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既然欧洲借复兴古希腊文化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国粹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以此来团结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拯救国家的危亡。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兴学，梳理中国固有学术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仅靠从感性上简单地否定传统学问是于事无补的。于是，章太炎从评述诸子入手，系统清理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刘师培借西学之长，重估中国古典学术得失。他们如此做，既合乎国粹派与严复等人的兴学主张，使学术救国具体化；又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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