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史勃兴缘由之二：内在因素

　　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到清末民初，确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学术发展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在于外力冲击——西学大举进入而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术的反思。

　　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正宗，曾繁荣一时，但到了清末章太炎等人登上学术舞台之时，这种学问已渐走向穷途末路，所谓盛极必衰，必得开出新局方可，正象有学者所言：“考证学到了章氏，经学史学的考证，已考无可考；所以由经学史学考证走到了诸子的考证，由诸子的考证走到研究诸子的学说思想”。[11](P56)梁启超也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1](P122)从这些论述来看，显然新的学术潮流已继考证学而起，学术在转型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自然要反思清代学术走过的路，进而上溯构成清学核心内容的汉宋学之源，以获取更新学术的经验教训。或如有学者所言：“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12](P1-2)另外，诸子学的兴起也推动了学术史的勃兴，因章太炎是自诸子学的探讨向下延伸而梳理整个学术史的，刘师培也在《周末学术史序》等著作中借辨析诸子而逐步及于后世学术，所以诸子学是学术史的入手处，有开启之效用。当然，清学与章、刘这辈学者关系更近，或可说是息息相关，故大家论述最多的还是清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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