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学者来说，比起考据学的衰落西学的冲击对他们刺激更大，影响也更深远。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固有学问的知识体系和学说体系，它以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学方法震撼着中国学者，两相对照之下中国学术的根本缺陷显露无遗，这不由人不反思。起初，人们很想按中学模式规定或裁剪西学，有人曾根据中国传统分西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渐渐地人们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这种处理方式行不通，要想通过吸纳西学促进中国学术进步，需从其源头即学术之为何物思考起。
“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有所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13](P1248)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14](P1478)“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14](P480)。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特别自南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侈陈礼乐，广说性理。”“所托愈高，去实滋远。”[8](P43-44)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座标对中国学术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源。尤其欲复兴古学的国粹派学者，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便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14](P480)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那么，秦汉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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