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观念是很适合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层面求得生存的起码要求的。从明中叶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大量产生，长期以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体系，靠出卖劳动力和经商谋生的破产农民占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大多数，另外，随着社会的激烈变革，在民间基层社会管理上，“官”与“民”的二元组织系统逐渐清晰，其中“民”即“民间”，它还包含了家族、乡族、会社、帮会、会馆等子系统，并且这些组织内部多建立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民间系统里面，处于近代复杂的*、经济条件下，处于统治阶级、列强侵略的夹缝之中，求得维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平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基础上，“兼相爱，交相利”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伦理范式。所以民间出现的趋利之风与墨家伦理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基础上，“从商热”促使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首先在民间世风伦理中瓦解，代之而产生的是与近代工商业化相一致的重商、兴商观念。而这一时期的商人大部分是靠吃苦耐劳、诚实守信而发家致富的，又与墨家融“利”于“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墨家主张以“义”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要获取利，必须以义正人，即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尚贤上》）倘若有人“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天志下》），那是不义的行为，这样就把“义”与“利”沟通起来，为民间商人所吸纳。
（二）近代民间世风伦理中的“尚富强”倾向其实正是墨家思想中“强”、“力”与“非命”观念的体现。
墨家思想的基础与出发点，可以说是强调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亦即所谓“强”、“力”的观念：“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命上》），“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而不敢怠倦”（《非命下》）。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在以小手工业及小农生产为主的人群之中再真实和严峻不过了，何况当时我们民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积弱已久，所以无论从大的方面——国家，还是从小的方面——自身，“尚富强”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而“从商”、“趋利”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富、强，这在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也有体现。所以墨家思想中的“强力”观念不可能不首先为民间伦理层面所选择，只不过是没有人具体落实在文字上罢了，其实质就是“强”、“力”观念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与近代以来要求富强的呼声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民间人们生存方式的终极目标，既实际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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