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长期以来流传于民间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信条这时也产生了动摇，人们在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影响下，在努力寻求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善不利的境遇，如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便是典型之一。徽州山多地少，地狭人稠，当地人除了中举入仕之外，只有历尽艰辛的经商一途，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世代沿袭，成为传统。但徽州人并不相信自己生来就要受命运的摆布，仍顽强不屈，一茬又一茬地走上经商之路，凭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才使徽州人成为独步天下的徽商大贾，千古留名。这种顽强的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信念与墨家的“赖力而生”和“非命”观念是相同的，墨家认为自己是其命运的主宰者，即“非命”，认为在贫困的情况下，倘若人“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非命上》），则是极为错误的，它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把“命”与“强”“力”对立起来，认为饱饥、寒暖、治乱、荣辱、贵贱、安危等，一切均系于人的努力，而不在于命运：“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通‘间’）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非命下》）可以说徽商成就大业的过程，正是向命运挑战的过程。
（三）近代世风伦理中的与等级身份相悖的僭越之风，与“男主女从”、男女不平等观念相对的女子参与社会生活、男女平等、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风气观念其实与墨家伦理价值观中“兼爱”、“平等”、“尚贤”等观点是有相通之处的。
墨家伦理价值观的“兼爱”思想体现的是“爱无差等”，提倡“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天志上》）的平等价值观，认为“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下之臣也”（《法仪》），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兼爱中》），而且这里的“人”是不分亲疏贵贱的，一律平等：“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小取》）（“获”、“臧”意为奴婢、奴隶）而墨家的“尚贤”思想也说明了这种爱无差等的平等互助观：“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这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中的表象是相通的，即都把物质现实的功利作为根本，同时又强调平等互助，这也是中国小生产劳动者本身的矛盾性格的典型反映，这种平等意义的价值观在封建专制行将就木之时，一旦被近代民间伦理层面所发挥，必然会产生所谓“僭越”、“目无王法”等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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