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向实践理性，使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改良派或革命派，都以墨家的人格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变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信念与人生楷模，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墨学复兴”的内涵，即这种复兴不应是理论上的，而是需要它的人们重新在儒学之外拾起墨家学说中的革命的、激进的某些理论及其墨家优秀道德规范及人生价值观。从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是始作俑者，只不过它的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是它使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有了新的生长点及实践的土壤，从而使近代的人们包括知识界、理论界重新思考墨学在近代的价值与意义，并把它引入一种理性化的境地。从此，墨学在近代有了它的阶级基础和选择它的人群——民间世风伦理层面。
当然，由于近代墨学复兴除了民间及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一种实际救世的社会*运动，进而成为一种新文化的生长点，“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墨学复兴”遂告一段落，理论界、文化界对墨学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重估（如梁如超、梁漱溟、胡适等人的工作）后，不再认为非儒学派可以拯救中国文化了，有的甚至走向了全盘西化。但从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与近代墨学复兴的联系上，我们认为，虽然墨学精神凝聚着小生产者的理想，反映的是小生产者在承认等级的前提下要求均平的心理取向，表明小生产者显然不是近现代社会工商业化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力量。所以它只有居于属于它的社会伦理价值层面，这一点说明，尽管墨兴复兴告一段落，但在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仍然潜在着墨家伦理价值观，这是其阶级阶层的属性所决定的，是不容置疑的。
了解墨学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梳理近代墨学复兴的脉络，进一步挖掘其中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应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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