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租已有不少是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的。乌进孝交给贾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其次是一千担常用米，其余是山珍野味。当时江南地区货币地租已经相当流行。如《松江府志》载，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娄县知县王士瑾请将毕姓田产，每岁租银一千三百余两供廪食之需。”这类记载散见在许多文献中，可以证明有许多私人的田产，每年是收租银而不是收租谷的。货币地租的流行，同田赋征收中的银粮比例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顺治十八年的田赋中，银赋为二一、五六七、OO六两，粮米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的田赋中，银赋增至二九、六一一、二O一两，粮米则为八、四O六、四二二石。银赋是把农产品出卖换得货币来完纳的。银赋的增加不但说明了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而且说明了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随着农产商品化的趋势而来的是棉花、烟叶等商品作物种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清代更为发达。康熙有御制木棉赋，赞扬种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木棉图说十六条，说明棉花的播种和染织的全部过程，刻石树立在保定，于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广植棉了。又如烟叶的种植，这时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祯在《香祖笔记》里说。“今世公卿士大夫无不嗜烟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我们不必去讨论烟叶传入中国的途径，但要说明这种商品化作物日渐普遍的趋势，甚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谕说：“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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