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前面所举《啸亭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夕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地主阶级利用商业高利贷资本趁机加紧剥削农民，积累财富，并且把一部分财富投到城市工商业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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