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中找到一个可以援手的“与国”,如美国。后来看到美国驱逐迫害华工等情况,这种幻想至少是逐渐减少了。他对“英、法、俄、德、美数大国各挟胜势以相陵相伺”,“强邻环伺,世变方殷”②⑦的危机有了进一步认识。
3.抗御和遏止外侮,必须学西方变法自强。他说只要团结一心“精求自强之术而勉行之,则不言防边而边自固矣”②⑧早在《筹洋刍议》中,他就专门写了《变法》一章,较早提出变法的口号,并从理论上阐发“变”是发展的规律。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西方列强的兴起和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更使中国不能不适应这种形势,变法图存。他说:“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②⑨他还强调“相师相胜”的看法,认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安知百数十年之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③⑩但出使之前,他所主张的学西方“变法”,仍停留在“器数之学”上,即“取西方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③①仍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并未涉及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问题。出使后的经历使他得以对西方的*、经济、科技、文教等进行直接广泛的考察,进而认识到西方国家富强之本是因为有比当时还停留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认识到谈西法而“仅曰精制造、利*、广船械,抑末矣”。③②这种新的“本末观”修改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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