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过去主张“变法”的内涵,特别是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是他的思想冲破洋务派的樊篱而开维新派的先河的标志。
4.自强必须重视外交,重视遴选驻外使节。他说“大抵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如商税受损,则财用不足矣;教民横恣,则吏治不饬矣;海外之华民保护不及,则国势不张矣;内地之土货行销不远,则民生不厚矣。”③③他对西方侵略者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掠夺中国财富的情况感到痛心。说西方侵略者“船舰则行我江海,租界则踞我口岸,……或夺我商民之利,或挠我官吏之权,或违我教化之经,或窥我宝藏之富,事端百出,防范难周”。③④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必须重视外交。与此相联系,必须重视派驻外国使节的人选。针对当时清廷对驻外使节责任之重大认识不足,他专门写了《使才与将相并重说》,介绍了西方国家往往以宰相、大将等出为全权公使的做法,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他提出使臣必须有“贤相之识与度”,有“贤将之胆与智”,③⑤才能应变而不受人侮,完成与国内配合维护国家利权的使命。
5.改革外交机构和人事制度。他批评当时清廷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一些顽固腐败的官僚把持,他们身居高位,尸拉素餐,根本缺乏外交常识。而且以不懂外事,不学习,甚至“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③⑥所以动辄为西人所欺。至于外交机关的办事人员,是以考查小楷写得好不好作为录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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