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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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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1: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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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郭嵩焘就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了轮船制造和运输业应由商办的主张，认为招商局虽然在招致商人，但“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商人自办企业，“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有利于民族航运业的发展，提高与洋商竞争的能力，最终达到“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的目的。他还主张由商人公举“市舶使”统一管理航运业。（注：《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343页。）关于轮船招商局，薛福成在1879年写成的《筹洋刍议》也建议可由殷商在各埠设分局，“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此外，“商人有能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注：《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第 541页。）持节驻外后，两人均敏锐地*出西方之富的本质，即富在社会，重在富民，从而促进了其企业商办思想的深化。郭嵩焘指出，“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薛福成谓，“（泰西）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注：《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薛福成选集》第417 页。）具体而言，西方国家财富取之于民，百姓承担“大兵大役”，国家恤商护民，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富强才有保障，才能长久。而中国官府干涉企业太多，官督商办弊端丛生，得不偿失，难以真正为国家立“富强之基”；要真正达到富强，就应效仿西方国家，“富强之业，资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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