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出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实际主持中国外交，晚清的朝鲜政策，大都为李鸿章及其幕僚所制定。中朝唇齿相依，亲如一家，李鸿章对朝鲜非常重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举国上下，以“大陆政策”为国策，千方百计要夺取朝鲜、台湾，进而侵略中国大陆；俄国则坚决贯彻其“亚细亚使命”，要在亚洲寻求不冻港；美国则强烈要求“开放”朝鲜市场；英国则与俄国针锋相对，处处设法阻止俄国侵占朝鲜。既弱又小的朝鲜，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何生存？这个问题，既为朝鲜朝野所焦虑，也为宗王国中国所深忧！ 

同治初年，日本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被拒绝。日人愤恨，遂有“征韩论”出现。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即有日本侵略朝鲜之忧。接着，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否定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使李鸿章深受刺激。 

光绪元年，朝鲜王叔、太师李裕元于秋季奉使至北京。十二月间，事竣回国，途经永平，嘱知府游智开转寄李鸿章一函，道其仰慕之意，李鸿章因朝鲜久列藩服，谊同一家，现值时事多艰，不能不代为筹划（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4，第44页。），于次年命薛福成代拟复函，称：“西洋英、俄诸国，专务通商，……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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