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欲朝鲜与各国订约通商，以制约日本（注：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3，第38页。）。光绪四年， 李鸿章再致函李裕元，称：“往岁中国驻倭公使何侍讲前赴东洋，仆以贵国之事属其留意体察，随时调停，旋接何侍讲来书，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贪得无厌，……前闻日本欲在贵国咸镜道之元山津开口通商，俄人阴沮其议，……英人请日本介绍通商，俄复沮之，……其意欲使贵国孤立无援，一旦发难，可以廓然无所牵制”，又欲朝鲜联络日、英以抗衡俄国（注：《庸庵文外编》卷3，第39页。）。
光绪五年，法国正步步入侵越南，中俄伊犁问题尚未解决，日本强占琉球，引起清朝朝野很大的恐惧，认为日本能吞并琉球，即能吞并朝鲜，丁日昌、刘坤一等均建议使朝鲜与各国通商以牵制日、俄（注：《袁世凯与朝鲜》第88页。）。七月初四日，清廷上谕称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借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惟该国政教*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顾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命李鸿章婉为开导，查照五月间丁日昌所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注：《庸庵文外编》卷3，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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