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商到上海来的目的当然是做生意赚钱，贸易经商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兴趣所在，但洋商，特别是大洋行的行东在上海的影响却并不仅仅在商业方面，他们凭借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聚敛起来的巨大财富，分享租界的行政权力，在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租界的市政是“由极少数代表商业经营的人决定”的，所谓“极少数代表商业利益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有势力的洋商，譬如怡和洋行是公共租界最大的洋行，它的行东就时常被选为工部局的总董。因此，从工部局和公董局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斥之为“财阀*”或“大班寡头*”。由大班寡头左右和控制的市政机构，当然并不能代表居住上海的所有外侨，但这些大班寡头之跻身市政机构，进而操纵市政，目的无非是借助行政上的权力，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润。 

　　总的来说，在条约制度庇护下的洋商是上海商业舞台上的“天之骄子”。他们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又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急遽的分化。以1870年代为界，大致可分为早期洋商和后期洋商。 

　　早期洋商带着一股狂热的开拓和冒险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带着发大财的梦想成群结队地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为四亿人口的自由贸易这种想法而变得疯狂”。上海也确实为他们创造了最优越的发财条件：条约特权，租界地利，从领事到海关再到工部局警察无不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为他们实现发财梦提供一切方便。开埠初期，不少洋商都兼任驻沪领事的职务，譬如：宝顺洋行的英商比利在1850年代初就曾担任葡萄牙驻沪领事和荷兰、普鲁士的副领事，旗昌洋行的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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