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因而竞争已发展到顶点了。(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49页。)”另外,运河和电报的相继开通,“虽然减少损失的危险,同时也排除了商人们所追逐的超额利润。最低报酬的安全贸易代替了偶然的冒险”(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50页。)。这意味着“转手间千金可致”的时代已成了昨日的故事。
伴随“经商能获取巨大而惊人的收获的时代”的结束,上海租界里的洋商也发生了急遽的代谢。靠“偶然的冒险”迅速致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摆在洋商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顺应时代,改变贸易方式;要么在剧烈的竞争中归于淘汰。有位洋人曾在一封报告中记录了这个代谢的过程:“当我在1855年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英国商人都拥有大量现成的资金,全心贯注在生意上。这些人很有把握地等待将来回国时,即便不能发一大笔大财,至少也可以富富裕裕地过十年日子。自从电报和每周邮讯建立后,这般人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他们觉得留在英国过舒服日子而不亲自到中国来,一样可以经营对华贸易赚钱。目前这些商人们,显然不像前一辈那样手中掌握着那么多的资金了;他们在经商中也不能期望像前一辈那样能获得那么多的利润。他们像是把安逸生活比钻营生意看得更重要些,因为他们已不大能够期望发笔横财然后去作寓公了。(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54页。)”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的确很重要的变化”:“以往做生意的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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