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自开商埠的特征较为明确，即强调权自我操。这是由清政府批准开设的通商口岸；商埠区由中国方面划定，中外商民均可按照有关章程在其中租地建造，投资经营；埠内不设租界，所有警政、行政、司法事务，均由中国自办，工程事务，由中国派出的海关监督会同税务司办理。曾经参与民初开埠事宜的梁士诒认为，自开商埠与条约口岸的区别在于：“在自开商埠，我国得有行政权，内外人民同受支配，而课税可照内地办法，一体征收，此其显有区别者也”（注：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上），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58辑第164页，上海书店影印本。）。 总理衙门提出的“自开商埠办法”咨文，亦强调了主权的归属问题，文曰：“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以示区别而申主权。”（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最早的自开商埠如岳州、秦皇岛、三都澳在建设之初，便已形成这些特征。清末新政期间开放的口岸大多仿效该三埠，但因后起故，有所借鉴，成绩往往更加显著。
免税自开商埠亦具有自开商埠的一般特征，只是在税收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优惠政策。香洲即属于这类自开商埠。该埠于1908年开放，次年由粤督奏请“暂作无税口岸”。然事情颇多曲折。九龙关税务司在查复此事时，谓商埠之盛衰，全恃地势之得宜与否，非关乎有税无税，并称若作无税口岸，与它处办法歧异，难免开“漏税之门”。广东劝业道会同布政司、粤海关税务处在复核此议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振兴埠务，保护商业，招徕华侨，挽回溢利，非先明定该埠为无税口岸，不足以资提倡而树风声。该税司以商埠之盛衰为与税则之有无毫无关系者，体察情形，殆非笃论。香洲东与香港对峙，北据澳门上游，同是贸易商场，人则一切自由，我则动多束缚，优胜劣败，相形见绌，不能不亟图挽救。该埠倘定为无税口岸，一经宣示，风声所播，国中巨贾竞出其途，海外侨商云集内向，兴盛之机，正未有艾至。（注：《税务处等奏议复增祺奏香洲自辟商埠请暂准作为无税口岸折》，见王彦威、王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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