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不虑有侵占，而于华洋杂处、制造皆有大损。且内地开口，沿途经由之地皆隐成口岸，且内地名虽开通一处，实则沿江海而至内地开处均与口岸无异，所损尤大，而于商务未必真有利益。……湘中先开岳岸，创办极限。若再深入内地，则目前之开办与夫日后之弹压保护，其难更可想见。（注：《江督刘坤一致外部英使所开邮政圜法及口岸情弊请饬盛宣怀切实与辨析》（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0第20页。）
刘坤一深感忧虑的也正是在朝诸公所芥蒂于心者。这在外务部就察哈都统诚勋奏请张垣开埠事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可以清楚窥见：“惟开埠通商事关交涉，虽自辟稍可保主权，而内地究不同口岸。当此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时，多一商埠即多一纠葛。”（注：《外部奏议复察哈尔都统诚勋奏请开辟张垣商埠折》（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清季外交史料》卷215第11—12页。）为了避免“纠葛”，清政府在允准沿海、沿边省份广开商埠的同时，却又尽量避免在内地开埠通商，这是内地“自开商埠”数量偏少的主要原因。
其二，清季由中国政府主动开放的商埠大多为不甚重要的中小城镇，因而这种“开放”的作用也势必受到影响。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借鉴有关“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施坚雅就19世纪末中国社会所做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施氏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而提出了区域系统研究法，据此将中国划分成9个相对独立的大区， 每个大区均有“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分，并依经济及人口状况划分为8 个等级。下表是施坚雅按照其等级结构理论而制作的。
表2 中国城镇在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分布状况表（1893年）（注：G·W·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第15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本文在引用此表时，删除了“合计”栏中的百分比数值。）
在经济等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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