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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海州、鼓浪屿、香洲、公益埠、天生港、葫芦岛、浦口等19埠属于前一种类型。虽然其中湘潭、常德、南宁、鼓浪屿等埠有“外人索开”之因素掺和其间，但未载诸条约，故均可列入前一类“自开商埠”。1905年东北三省开放的16个商埠，则系依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之规定而开放。这16个口岸是否为“自开商埠”颇有争议。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均视之为“条约口岸”，但也有视之为“自开商埠”者，彭雨新教授即作如是观（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所列“民国自开商埠年月表”，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所列“商埠表”，以及朱新繁、漆树芬、华民、张洪祥等人的著作，均未将东三省1905年开放的城市置诸“自开商埠”之列。彭雨新先生则反是，在国内学者中率先肯定此16城市的“自开商埠”地位，并对其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详见彭雨新：《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载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第195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彭先生虽然没有申述理由，但我以为其判断是正确的。因为若是拘泥于条约，该条约已载明该16埠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注：《分议东三省事宜·附约》，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340页。）， 则据约称之为“条约口岸”的理由并不充足。况且，东三省开埠之议早在庚子年间便已由张之洞等中国官吏奏陈朝廷，日俄战争期间，主动开埠的主张更是通过各种官方渠道提出，虽然外人有所要求，但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并非被动接受。更为要紧的是，东北三省所开商埠包括警政、商务管理在内的一切行政权都掌握在中国政府委任的官员手里，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这一切，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条约口岸”所不可能具备的，因而，将该16城市确定为“自开商埠”，更能揭示其丰富的*、经济内涵。
二、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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