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商埠”大多位于铁路、公路的干线或交汇点上，南来北往，十分方便。例如东三省的“自开商埠”，便大多位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昆明商埠位于滇缅铁路中国一方的起点上。济南则是胶济铁路的始发站。周村虽处于山东腹地，但亦南通沂蒙，北接黄河两岸，胶济铁路开通之后，更是成为内地商品货物输往青岛、烟台的中转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广西腹地的南宁，虽既不通火车，也未濒临大海，但陆路及内河航运亦极为便捷。按总署之说法，南宁地势“山环水抱，虽闻有浅水滩流，而通汇左右两江，河身深阔，上控龙州，下通浔梧，又为云贵两省必经之路”（注：《总署奏遵议广西南宁作为中国自设口岸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36第25页。）， 自为开埠通商的绝好处所。便利的交通以及优越的自然及人文地理条件，是形成清季“自开商埠”特殊的地域分布状况的不容忽略的原因。
然而清季“自开商埠”明显向沿海、沿边省份倾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因为如果强调交通便利及文明“开化”程度，则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不低下，但是沿江一线的“自开商埠”却只有武昌、岳阳、浦口、天生港四处。这不仅与沿海、沿边众多的“自开商埠”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也与沿江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即便沿江已经存在六个条约口岸，也远远没有达到市场饱和的程度。至于广大的内陆地区，县及县以上市镇数以千计，其中不乏货物辐辏，商贾云集之所。然而，除了由沿海、沿边省份在本省腹地所开商埠之外，真正在内地“自开”的商埠只有常德、湘潭两处。这种状况若仅以地理的因素来作解释，显然缺乏说明力。
鄙意以为，清季自开商埠特殊的地理分布状况与其说主要是因于客观的自然及交通条件，勿宁说主要是因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清季“自开商埠”，主政者显然有借开埠对外通商，缓解面临的财政危机这一经济层面的考虑，然而经过认真权衡，他们普遍认为，对外开埠通商，沿海与内地，利弊得失是不一样的。对此，刘坤一曾经做过明确的表述：
广开口岸之旨，原欲杜侵占，第多一口岸，于税厘即增一漏卮，于国币即多一份费用。通盘筹计，沿海择要开口利多害少，沿江、内地多开口岸实属有害无利。盖内地与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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