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秦皇岛、三都澳最具典型性。秦皇岛在开埠前只是一个小渔村，因开平矿务局运煤之需而兴建的秦皇岛港，也不过“栈房三两，代卸钱粮”，规模十分狭小。秦皇岛开埠之后，贡生程敏侯赋诗致贺，留下“荒岛继踵学开通，改良辟作春申浦”（注：君羊：《程敏侯〈贺秦皇岛开埠〉诗注》，见《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5 辑第 93 页，1991年。）的诗句，其“荒岛”的称谓，应当不是纯粹的文学语言。从人口上看，开埠数年之后，秦皇岛的人口亦仅有5000人（注：〔美〕德·希·帕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90页。）， 其属于“集镇”类商埠，应无争议。三都澳在开埠前“除了几间破旧农舍以外，看不到其他东西”，开埠之后，人口渐增，但直到民国初年，该埠亦不过八千人。天生港、公益埠、葫芦岛、鼓浪屿等埠的情形亦大率如此。
清季“自开商埠”在中国城市经济等级结构中序列偏低，与条约口岸的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开商埠”的选择范围有关。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五口”对外通商以来，中国的重要口岸相继被迫开放。截至1898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已多达40余个（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由条约规定开放的口岸大多为经济地位突出、具有开发价值的大中城市。在沿海地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杭州、苏州、烟台、天津、营口等城市早已依约开放，为外国人控制；在长江沿线，南京、镇江、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等城市也已成为外国人从事“自由贸易”的理想场所。在施坚雅模式中列为“全国性大城市”的6个城市中，除了北京、 西安之外，其他4个都是条约口岸；在20个“区域性大城市”中， 条约口岸亦占了相当数量。在沿海、沿江地区，属于这两个级别的可供“开埠”的城市已经不多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较大的口岸可供开放。北京系京师重地，须尽量避免华洋杂处，西安地处西北，无交通之便利，不将该两大城市列为自开商埠，也似乎无可非议。但郑州、太原、南昌等省会城市，均有交通上的便利条件，商业资源亦十分丰富，清政府在策划对外开埠通商时，却始终未将其考虑在内。这表明清季“自开商埠”在中国城市经济等级结构中序列偏低这一现象，尚不能单纯以有无较大口岸可开来加以解释。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政府“开放”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指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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