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继任雷慕沙的讲席，译有老子《道德经》、三藏法师(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等。到了19世纪，西欧除英、法、德而外，一些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也均建立了汉学研究；如19世纪初有名的《多桑蒙古史》的作者多桑(C．D'ohsson)就是瑞典人。
然而，远远突破传教士的神学世界观的狭隘和汉学家的民族的与阶级的偏见的局限的，乃是中国思想文化对于西方先进知识分子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只不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且往往并非是很好的媒介。只有到了西方先进知识分子身上，中国的思想文化才激起了他们的热情和智慧，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7世纪著名的英国科学家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撰写了《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研究与推测》，希望人们能深入研究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并把她最优异的宝藏带给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把旧制度、旧社会的传统认为是不合理的；他们追求理性的光明，要求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面前来审判。关于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曾有学者认为“理性”一词即渊源于中国。黑格尔总结说：“中国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的学术。”②这种理解和启蒙运动之以理性为最高准则是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