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危及时，上海官绅主张“借师助剿”，他们致函商请曾国藩，曾国藩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注：《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29页。）他又写信告诉薛焕：“会同洋兵保卫上海可以，若由洋兵助剿金陵、苏、常，则已超出通商口岸范围，绝对不可。”（注：《曾文正公未刊信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页。）因此，当李鸿章带淮军去上海时，“国藩以此示录，训示鸿章”，要他“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注：《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7页。）当时朝廷的想法和曾国藩一样，认为：“现在既用其力，但不得不于裁制之中，仍寓羁縻之意。”（注：《清实录》卷26，第69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可见，清廷对洋人所持的态度也是要在利用中控制、笼络，而不能予其全权。
曾国藩的言论和清廷的谕旨，对李鸿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李鸿章到上海后，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一言一行是遵循师意和顺从朝廷旨意的。当洋人坚持助攻苏州时，李鸿章深知：“英国酋长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因此，“如提督必调兵助攻，仍先与要约，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注：《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后他还抱怨洋兵助剿苏州，“何必倾英、法沪上之师，以来此争功，喧客夺主，实觉无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第189页。）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军，又不得不借洋兵助剿。可见，李鸿章既要利用洋人，又害怕洋人侵权以及要在利用中控制洋人的思想和曾国藩的思想和清廷的旨意简直是如出一辙。因此，当“常胜军”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时，清廷命李鸿章、薛焕预为裁制华尔之常胜军”（注：《近代上海大事记》，第167页。）。当白齐文不听李鸿章调遣时，清廷令李鸿章派镇将接替他。当白齐文殴官抢劫饷银时，清廷谕令“李鸿章据理折斥，饬将白齐文迅速交出，无得任令含糊了事。其白齐文三品顶戴职衔，著行褫革，由该抚讯明惩办，以肃军纪”（注：《近代上海大事记》，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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