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总兵刘步蟾撤掉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注：池估ｙòｕ＠②：《海军大事记》卷2，第176页。）。时琅威理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便质问道：“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以撤退提督旗？”并命令刘步蟾不得下旗。刘步蟾未按其指令办事，琅威理不服，便质电北洋。李鸿章“复电以刘为是”，“琅威理愤而辞职，李鸿章允之”（注：《字林西报》，1890年7月4日。）。英公使质问李鸿章为何不处罚刘步蟾，而同意琅威理辞职。李鸿章据理反驳，否认与英国外相约定琅威理与丁日昌平行，谓“中国海关呼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琅之官阶是副将，职务是顾问，无特别旗号可言。”（注：雷禄庆：《李鸿章新传》，第488页。）英国政府于是召回在旅顺服务的英人诺加，并驱逐在英国海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作为对清政府的报复。
从以上李鸿章对几件涉外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尽管这些事件发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但它们与李鸿章处理白齐文事件有相同之处。即在原则上，坚持维护国家民族的立场，方法是在利用中控制洋人，在控制下利用洋人。
对于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上，李鸿章是对的。利用洋人，学洋器，求洋法，以求自强，也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这种原则和方法所带来的不利方面。李鸿章对白齐文事件的处理过于偏激，使白齐文投靠了太平军，给清军攻打苏州造成许多不便。在中国缺少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的情况下，过早地辞退马格里，使金陵机器局得不到充分发展。对琅威理事件的处理也同样如此。琅威理精通海战之学，训练中国北洋海军达七年之久，后由于琅威理辞职，“海军纪律日益废弛”（注：林乐知：《清末海军史料》（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580页。）。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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