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鸿章处理白齐文事件所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在他以后节制“常胜军”、主持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军过程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并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白齐文撤职后，李鸿章着手整顿常胜军，他与士迪佛立反复辩论，于1863年1月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协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兵额，常胜军日益骄横，浙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李鸿章强硬要求下，双方协议兵额“以三千为度”。二是军费。李鸿章为限制常胜军以求自强计，提出：“减少（常胜军）长夫额口粮，删除病房及日用房费种种泛滥之权。”（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第55页。）三是兵权。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李鸿章执意要由中国与英国各派官员会同接管，并且“管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士迪佛立也只好妥协。围绕上述三个问题的争论，李鸿章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渐收兵权”，使主权不旁落。

整顿常胜军后，由戈登接任常胜军统领。李鸿章认为他“似较讲理”，“迭著战功”，便上奏朝廷，授戈登总兵衔，后又常加提督衔，还特旨颁赏黄马褂。1863年12月，太平军纳王等八王投降献苏州城，戈登曾许诺不杀他们，但李鸿章却把他们杀了。此事引起戈登极为不满，他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巡抚之职，否则就攻击淮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城抵昆山，与戈登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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