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1894年11月卷70起，《万国公报》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林乐知等人由中国必胜论者转变成了中国必败论者。9月，经平壤之役，清军兵败如山倒，战火烧到辽东之后，《万国公报》惊呼事出意料之外，对中国顿失信心。林乐知写道：“中国昔日自夸之处，至此而扫地殆尽……总而言之，中国至今日，实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注：《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0页。）“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国之懦弱孱怯，竟至于斯也。呜呼，惜哉！”（注：《乱朝纪六》，《万国公报》(23)，卷70，第14811页。）而1895年2月《万国公报》卷73刊载的对前英驻华公使威妥玛的长篇访谈录，则已是在强调中国之败，事有固然了。其次，由肯定中国的正义性，转而极力混淆是非，甚至不惜颠倒黑白，为日本侵略者张目。如果说，随着战争的进程，时移势异，《万国公报》由看好中国变为看好日本，这自有根据，无可厚非；那么，其后一种的转变，则完全暴露了《万国公报》最终信奉的仍无非是“强权即公理”这一殖民主义者的信条。

1895年1月，林乐知在《以宽恕释仇怨说》一文中说：“至论中日两国之是非曲直，则中国任朝鲜之败坏，而不加整顿，固亦有不是处，亦有曲处，然日本之甘为戎首，而以强词夺理，则其但有曲处，而无是处可知……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论理而论势。今中国亦既败矣，遂有偏于日本者。”（注：《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4页。）在这里，林乐知强调中国也有不是处、曲处，已经是在有意模糊是非了，而且这种倾向愈往后则愈露骨。5月《万国公报》刊载《追译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其中包括由西文译出的战前中日双方交涉公牍9件。林乐知在按语中说，从这些文件看，双方互相咨照，词意和平，惟中国始终坚持朝鲜是其属国，“轻蔑日本之意，实于言外见得。从此衅隙渐开”。日本坚持“断难坐视朝鲜沉沦苦海”，要求改革朝鲜内政以免乱图治，但是，“中国仍力驳之，而兵祸成矣”。林乐知意犹未足，最后还特别强调指出：“又按中国素轻日本，谓为不过朝鲜之流亚，故日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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