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决定了对中国的战争。”（注：参见该书第40页。）此一判断与上述张佩纶的说法，也正相符合。故据此，可以提出两点：其一，是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迫使清政府谋求应对，而非相反；其二，清政府根本没有征东计划，甚至也没能形成积极的防东计划；退一步说，即便有这样的计划，也并不能改变日本挑起侵华战争的事实。所以，林乐知费尽心机进行所谓的“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试图进一步掩饰日本的侵略本质，甚至于强调中国先有“图日之意”，才引起了日本回应，这说明其囿于偏见，不惜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已是心劳日绌。
不仅如此，《万国公报》还编译了大量西方报刊的言论，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乃属“公见”。例如，它曾转译《泰晤士报》云：“中败而不自承其败，犹可说也，及至遣使议和，则已自知不敌，然仍含骄傲之意，此岂局外人所能测哉！中国将谓他国皆湖涂虫哉，及观其待各国也亦无不然。各国之所以让之者，盖一敬其为古大国，一念其语言文字之末节，不必缘之而多事耳。日本则不然，且业既开衅，战亦甚易，非平空宣战可比。为中国计，自宜先知日本于我藐视之心，素不甘服，则办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视日本为边寇，故不能以兵威而去之，即姑以财力贿而出之而已……此和议之所以难成也。”（注：《朝乱纪十》，《万国公报》(24)，卷75，第15155页。）事实是，1895年1月初清政府在十分屈辱的情况下，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议和大臣赴广岛与日本议和，但后者却借口中国代表全权不足，实际上是将之驱逐，从而破坏了广岛和议。日本是有意拖延时间，为了能占领刘公岛并最后消灭北洋舰队，以便使自己在和谈中占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是要迫使清政府派出李鸿章来日本议和。这里，《泰晤士报》却诬中国傲慢，破坏了和议，公然颠倒黑白！这些转译的西方报刊言论，无疑增强了《万国公报》宣传的恶劣影响，同时也助成了某种定格，即在中国士人的眼里，《万国公报》及英国偏袒日本的形象。林乐知对此深以为忧，曾做这样的解释：“今日之时局，理不能与势敌，势苟弱，理即与之俱弱。即如中东交战一役，历观西报，比比皆然。然本报不表而出之，中国岂知其命意之所在？故一年来所译各报，绝不愿稍从粉饰。及至和局粗定，俄法德三国，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国则效寒蝉之噤声，彼华人之无识者，必将感三国之助我，而疑英之阴袒日本。呜呼，岂其然哉！岂其然哉！”（注：《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万国公报》(24)，卷77，第15266页。）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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