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对山东争夺由来已久。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便直接出兵攻占威海。《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以等待清政府偿清赔款为借口，竟驻兵威海达３年之久，充分暴露了对山东的野心。１８９８年德国捷足先登占领胶州湾，将山东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日本十分嫉恨、忧虑，称此举“势必危及远东和平”（４），日本议院“日夜聚议，大有攘臂出头之势”（５）。但由于当时日本侵华的主要目标是图谋攫取与台湾遥遥相对的福建省，因而当德国表示支持它对福建的要求时，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采取了隐忍待时的态度（６）。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借助本国的私人商业资本加紧了对山东的经济渗透，并同德国资本展开了激烈争夺。到１９１２年，日本商人在烟台、青岛的商业和航运势力已超过或接近德国（７）。随着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在山东的日益增强，特别是日俄战后日本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野心日趋膨胀，德国统治下的山东已成为日本亟欲攫取的重要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英、法、德等国忙于欧洲厮杀，无暇东顾；且俄、英、法三国为保住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并防止日本倒向同盟国，均竭力拉拢日本；美国虽未立即参战，但其视线也集中于欧洲，而且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日本在华较量；德国当时留在远东的总兵力只有驻青岛要塞的守军５０００人，且根本没有从本国得到增援的希望。而当时统治中国的袁世凯政府虽已控制了全国多数省区，但根基并不巩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决意倒袁；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进行的对外借款谈判也由于欧战爆发无所进展。加之袁世凯权欲熏心，正酝酿自立为帝，对内既多所顾虑，对外自然无法全力以赴。在这种局势下，“欧美列强的牵制，中国的抵抗，日本经济的脆弱性，这些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都大大缓和了”（８）。
在上述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在加紧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为制造对德宣战的借口，消除有碍于日本参战的阻力，展开了外交活动。首先，以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为借口，向英国提出了联合对德作战的请求，并利用英国既希望日本助它一臂之力，又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的矛盾心理，通过请求参战→强硬坚持参战→自行宣战等步步紧逼的狡诈手段，取得了英国对其出兵山东的承诺，“将表面上名正言顺的参战理由置之于履行日英同盟义务”（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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