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４年８月欧战爆发之初，中国的袁世凯政府为避免欧战烽火蔓延到远东，便于８月６日自行宣告对欧战采取“局外中立”政策。这与日俄战争时在日本胁迫下被迫宣布中立虽有所不同，但随着日本谋夺山东的野心日趋暴露，袁政府为消弭日本参战的借口，曾秘密同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谈判收回胶澳问题。日本侦知此事后，慌忙向袁政府施加压力，声称“此事不向英日咨，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１７）。警告中国不得进行此事。和平收回胶澳的努力受阻后，北京政府又曾积极准备参战抗德，要求与日本共同出兵攻打胶州。为此曾向日本驻华使馆提议：先由中国军队独立进攻胶州军港，倘兵力不及，再由日本帮助（１８）。但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却气势汹汹地表示“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１９），不许中国参加。在外交威胁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多次以取缔流亡在日本的反袁势力，维持中国治安为诱饵，迫使袁政府就范。表示“不独取缔亡命问题，即关于维持中国大局，中政府如有希望之事，由当局者真心坦怀而与日本协商，日政府亦愿为亲切公正之措置，随事为必要之援助”（２０）。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袁政府关于参战抗德的尝试再次胎死腹中。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日德战争中中国的屈辱“中立”，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胁迫的结果。
日本阻止中国参战抗德的计谋得逞后，又进一步实施迫使中国划出“战区”的计划。８月２５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蛮横要求北京政府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划为中立外区域”（即交战区），以便日军择岸登陆。由于日本这一几乎囊括山东全省的无理要求，远远超出了攻击青岛所需要的范围，“一有此议，必致中外惊疑”，故而袁政府未敢应允（２１）。８月２９日，日本政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又要求从潍县到诸城划一直线，线以东为战区；声称即使中国不同意，日军的计划也不能变更；进而还要求中国撤退胶济铁路沿线及潍县一带的驻军。并恫吓说，中国方面若不答应，则日华两军一旦发生冲突，应由中国方面承担责任，等等（２２）。袁政府不敢拒绝，于是决定把“战区”限制在潍河以东地带。胶济路以潍县为界，潍县以东直到青岛一段听任日军布置，以西由中国军队守护。尽管袁政府对日本除此之外还有“曲意通融”，迁就妥协，但日本仍未感到满足。９月２日，日军第一批派遣部队２万余人在十余艘运输舰艇的护送下抵达距青岛数百里之遥的龙口，并置山东地方官员的一再劝阻和抗议于不顾，强行在龙口登陆。北京政府在抗议无效、中立已被破坏的情况下，鉴于无力禁阻日军的行动，考虑到日本在宣战诏书中业已声明是为“保卫东亚和平”、以胶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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