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帝国主义便已为清政府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中立”路线。日本反对中国参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日本“单独作战，战胜的结果将由我国（日本）任意处理。如与中国联合，则善后处理势将感到种种不便。”也就是说将防碍它实现其对俄作战的真实目的。另外，日本内阁还认为：第一，中国若参战，可能“见洋人即加迫害，重演义和团事件”，将会诱发列强乘机争夺，忙于战争的日本甚至会有丧失华南据点之虞。第二，中国中立，可“把战争对其他中立国对华贸易的冲击减少到最小限度”，维持他国对日本的“同情”，防止其进行干涉。第三，如中国中立，交战限于日、俄两国，不致因国际关系复杂化导致战争扩大化。第四，如中国参战，大量财力投入战争，会影响中国偿还庚子赔款。第五，中日联合对俄作战，会唤起西方对“黄祸”的恐惧，从而诱发外国干涉（１３）。日本要求中国中立的侵略本意由此可见。所以，早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就已明告清政府：对俄谈判“万一决裂，不愿他国掺入，并愿贵国中立，以免他国借口，横生枝节。惟贵国内地须自固守，勿使变乱。”（１４）对俄宣战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又将上述意图通知欧美各国驻日公使，要求各国共同承认中国的中立地位，使战争局限于日、俄两国。美国也极力从旁劝说清政府中立。２月１０日，美国出面向日、俄两国及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将战区加以限制，使之“局部化”。２０日又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发给《辛丑条约》的其他签字国（１５）。英、法、德等国为维护各自在华的侵略利益，亦表赞成，并通过各种方式向清政府施加影响。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执掌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只想到“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１６），从而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旨，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２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正式宣布“局外中立”。２月１３日，又颁布《中立条规》３５条，把辽河以东凡俄军占据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和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划作“战区”。清政府试图倚日御俄侥幸图存的天真幻想使日本的计谋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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