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中国为目的,为限制日军不致扰害山东全省,只得于9月3日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声明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辽东境内的先例,“在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各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23)。就这样,中国再次被迫牺牲要地,划出战区,听任日、德强盗在中国土地上厮杀。
与日俄战争时相比,袁政府此次划出战区具有更为明显的被迫性。日本在外交威胁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竟施以用武力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迫使中国俯首听命,再次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择手段的侵略本性。
三
近代日本侵华策略的狡诈性还表现在:开战前巧言令色,信誓旦旦;开战后则凶相毕露,横暴不法,侵权夺利,予取予求。这在日俄战争和日德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日俄战前要求中国中立的日本政府,于清政府宣告“局外中立”后,曾假惺惺地表示:日军只是对沙皇俄国作战,“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之事”;“断不损害地方财产;盛京、兴京贵国陵寝宫殿所在,以及各衙署,亦不若俄国所为,致蒙损害,可请贵国政府确信”(24)。但事实上,日本漠视中国主权之事,层出叠见。日军所到之处,公然霸占中国的衙署官所,遍设军政署,“凡事须禀请军政署作主,方准施行”(25);甚至强迫当地居民悬挂日旗;并发行大量军用手票,取代俄国的羌贴(纸卢布),强迫当地人民接受和通用,换取中国人手中的现银;中国人稍有不满,日军便妄加“俄国侦探”之类的罪名,按照军法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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