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绝，担心这些侵略者“与闻公事”，干涉朝政（《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8页。），《天津条约》签订后，他即谕令外国使节：“换约以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17页。）对于外国使节觐见要求，咸丰清楚地知道这些外国人不会遵从“天朝礼节”，“并无就抚之心”，因此不予准许。1860年，英法联军重开战端的同时，提出觐见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上谕痛加驳斥，命谈判大臣反复开导。咸丰逝世与北京政变后，同治帝尚处幼年，两宫太后垂廉听政，这既是客观情况却也成为清政府回避外国使节觐见的借口。实际上，统治集团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对外国使节的觐见要求抱有疑惧心理，有的害怕外国使节在觐见时侮辱、胁迫甚至谋害皇帝，即使主张允许外国使节觐见的人，也要求清政府在觐见时加强戒备，以防不测。清政府与外国使节关于觐见问题的交涉，其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外国公使及随员的觐见人数、与皇帝的答问原则、今后觐见的时机等，这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国使节的觐见戒备心理。这种戒备心理，有统治者的愚昧无知，也有对列强侵略本性的正确认识。
二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外国驻华使节即向清政府照会，要求觐见清帝。经过四个多月的往返交涉，6月，同治帝谕令召见外国使节，从而结束了自马嘎尔尼以来80年间清帝没有接见西方使节的历史。清政府之所以此时同意外国使节觐见清帝，这与统治集团内部的变化，复杂的时代背景及交涉本身有关。
首先，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得势，他们主张准许外国使节以“敌国”使者的身份觐见清帝。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内部一部分官员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觉察到传统的对外政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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