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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国使节觐见清帝问题交涉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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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5: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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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世界大势，同时，英法联军于签约后纷纷退出北京这一事实，也使他们对西方列强产生幻想，对外疑忌心理逐渐消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4页。）。这部分人逐渐转化为洋务派，掌握了政府外交大权，他们在中央的代表奕䜣、文祥、桂良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地方上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均为经营洋务的封疆大吏。洋务派在中外觐见交涉中，主张同意外国使节的要求，虽然他们对这些使节的觐见抱有或多或少的戒备心理。1866年，为预筹即将到来的《天津条约》修约谈判，总理衙门就觐见等问题给各省督抚的征求意见函中，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赞同觐见的意向：“昔韩昌黎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夷并未进于中国，而必以中国之礼绳之，其势有所不能。若权其适中者而用之，未卜彼之能否听从，而本衙门亦不敢主持独创其议，第不许入觐，我实无辞。”（《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820页。）果然，各地洋务派多数赞同觐见，“拟请俟皇上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似不妨允其所请，……谁呈递国书仪节，须豫为商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828页。）洋务派的地位及与外国人的关系，他们的意见自为清政府所特别重视。总理衙门在交涉中对外国使节的觐见要求实际上已默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8231页。）。
其次，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和外国使节的威胁，促使清政府在觐见交涉中对外妥协。清政府的内忧，即是人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还在继续，贵州的苗、汉、彝族和云南回民起义直至70年代初仍在发展，陕甘回民起义军和清军正在鏖战之中。清政府面临的外患，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生的边疆危机。受到英国扶植的中亚阿古柏势力侵入新疆南部，沙俄乘机于1871年占领伊犁，怀有侵略野心的日本诱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阴谋破产后，利用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事，向清政府要挟，并图谋侵略台湾。内忧外患的困境，使清政府急于同外国列强修好，稳定统治秩序，求得边境安宁。清政府更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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