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列强藉口觐见问题寻衅，重开战端。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治帝亲政后，外国使节在要求觐见的照会中充满威胁语气：“盖品级崇重使臣责有国书，进入他国，系两邦和睦之证，他国不见，系和睦不极之据。……盖中国之难，匪但在外，内地虽已渐平，尚有难办之处。若失好外国，则内地之难，当必加倍。总之见使之举，中国愿行，要在迅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8239页。）这种威胁，对于心有余悸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更添几分恐惧。
最后，总理衙门和对外国使节交涉的结果，解除了统治者对觐见的戒备心理。交涉的结果反映在《画押问答节略》、《简明节略》及《面议各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8328页。）等文件中，总括这些文件，要者有三：
第一，觐见皇帝礼节。清政府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外国使节则表示将西方国家觐见君上的三鞠躬律例，改为以五鞠躬礼觐见清帝，“以昭格外诚敬”，这对清政府来说亦不太失体面。
第二，觐见时的奏对。规定：“使者入朝见上之际，有请安奏贺数言，不敢首先论及事务，国主若肯首先问及，应听主张。奏对之后，使臣如欲续奏，抑或于国主未问之先，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就消除了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使臣觐见时可能出现的侮辱、要挟皇帝事件的担心。
第三，日后觐见的举行。双方约定：“觐见大典，不宜轻举，且日后初次来华之各国大臣，既住中国，为日正长，当照此节略所言五国（英、法、美、日、俄）使臣同见之例，迟早恭侯，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意在防止以后外国使节动辄要求觐见要素利益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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