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会”，领导拒约。尽管他所说的国会并不是西方的议会，而只是议政的场所，但已足以反映出时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他在信中言道：“大开国会，以总其成。设总会于上海，分支会于各埠，仿西人选举之法，公举名望素孚、身家殷实、上可联络政府、下可联络士商者为会长，各支会亦如之，以后国有大政与民休戚者，均开大会以议决，上呈政府，以备采择。苟有大违舆论之举，该会亦须切实力争，以匡不逮。如此则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将见百废俱举，国势焕振。”（注：《山钟集》，557—558页。）
从这一点而言，抵制美货运动不仅是一场外争国权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在中国民权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时人即认为抵货运动是“吾国民权实行之先声”和妇女“参与*”之始（注：初我：《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女子世界》14期（2年2期），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31页。），并“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注：《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1期，21页。）。留欧学生还提出“宜借”抵制团体“力图变法自新之计”（注：中国科学院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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