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宗族利益更能使其“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590页。)。梁启超就曾痛感国人常“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事为己累而逃之”。(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1页。)这种狭隘的乡土意识和家族主义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民众国家观念的产生。
缺乏近代国家观念,表现在对待排华问题上就是,没有认识到美国的排华暴行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利益,更是国家的尊严。因此美国对华侨的迫害虽然由来已久,但在初期并未引起清政府及国内民众的注意,相反“上下恬然,毫不知愧”,甚至还“一味的怕事,一味的顺从外国人,不管他虐待我同胞,绝断我手足,颟颟顸顸的情愿做一个糊涂虫”(注:《同胞受虐记》,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2年,552页。)。及至后来,旅美华人的遭遇逐渐引起国内关注。但在早期,国人还未能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的高度看待华侨遭受迫害问题,清廷也并不十分积极保护海外华侨。早期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作品多是记录个人遭遇,至多是感叹天朝大国的没落,很少论及排华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系。这正是当时国人缺乏近代国家观念的反映。如黄遵宪作于1882年的《逐客篇》,把排华的原因归结为“土人争食”和“渐生妒争”,悲叹“皇华”、“大汉”遭受“异族”压迫(注:《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3页。)。
20世纪初期,伴随人民主权思想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国人意识到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全民之国家,每一个国民都具有救亡图存的职责和义务,因此开始把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连在一起,所谓“国民者,人人各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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