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风雅

明治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虽已由规仿中国转向步趋西洋，但此时中日之间尚未直接发生重大战争，一千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记忆犹新，因而，一般社会对中国官员与文人仍相当尊重。即如初抵日本神户的何如璋、黄遵宪等一行，便受到了包括华侨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何如璋所述，“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连夕沿岸张灯以千万计，东人每户皆悬画日旗，儿童奔走亦多手执小旗”（注：何如璋：《使东述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日人对首次代表中国来到此方的使节具有好感。而研究汉学、写作汉文汉诗，更被日本文士视为高深的文化修养，即使在“新体诗”已然流行之际，仍有众多文人学者乐此不疲。黄遵宪等人的到来，更为其提供了亲炙教诲的机会，由此所得到的敬重也更加一等。

就中，与黄遵宪等使馆人员交往频繁的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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