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 278页;清泽秀《芝山一笑序》(《芝山一笑》)。)。更有人利用商船航行中国之便,“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衮”(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在此情势下,传来清朝决定在日本设立使馆的消息,自然令人兴奋,“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注: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日本杂事诗》)。这也使得黄遵宪等人的到来,被日本汉诗文研习者称为“前古所未有”的盛事,并以“躬逢其盛,为幸多矣”(注:前揭清泽秀文及义应《芝山一笑跋》。)而自豪。宫岛诚一郎说得更明白:
今邻交益亲,使节互相来往,乃能亲承诗教于清国诸儒。吾才固不逮古人,然窃自幸也。(注:《养浩堂诗集·例言六则》,《养浩堂诗集》,(东京)万世文库,1882年。)
络绎不绝前往清使馆的日人,于是尽多此辈,所谓“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注: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说此语的石川英便为个中人,其与知恩院僧彻定、天德寺僧义应初来使馆,正是“各袖诗往谒”(注:义应:《芝山一笑跋》。),而以得和诗为荣。这也使得黄遵宪在日本汉诗文作者交往时,往往以文化导师自居,颇具优越感。
明治十年代,东京汉学界中,诗社文会活动还相当频繁,黄遵宪等人因此常被邀出席。即使宴饮赏花,也是聚必有诗。黄氏虽因公务繁忙,与使馆其他人相比更多节制,但仍少不了应酬。现存黄遵宪《宫本鸭北以樱花盛开招饮长华园即席赋诗》,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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