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之大致,无不备具,故阅是书,则美国未辟以前,既辟以后,数十年中之事,皆了如指掌,则谓之美国开国史略亦可。”(注:黎汝谦:《华盛顿全传·凡例》,《时务报》第1册。 )至于蔡锡通翻译的《美国合邦盟约》,就是1797年9月17日制定的《美国宪法》, 陈季同翻译的《拿布伦立国律》、《拿布伦齐家律》,则可能是《法国宪法》和《法国民法典》。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不仅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即使是那些单纯翻译介绍国际形势、西方各国制造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活动也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场*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民族救亡运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内忧特别是外患的刺激下发生的,而中国人所能够认识到当时的外患,除了列强的侵略外,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出使人员长期驻外,对国际形势有相当的了解,他们将有关文章翻译介绍给国人,这无论对开启民智还是促进民族觉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翻译介绍外国制造技术、科学知识的宣传活动表面看来与维新运动了不相关,事实上却密不可分,因为近代思想启蒙不仅包括宣传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同时也包括传播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因此,对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不论他们在认识水平上有多大差距,只要在当时介绍了域外知识、传播了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就应该予以肯定。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即当时的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究竟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区别。一般说来,维新派主张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而洋务派则反对这种改革;维新派主张民主自由,号召冲决封建的网罗,而洋务派则视此若洪水猛兽。双方在对待西艺的态度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准此,我们似乎可以说,黄遵宪、宋育仁等人应属维新派,张荫桓、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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