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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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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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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等人可被视为洋务派。至于其他人，则很难说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比如邹代钧，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向国内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学者，他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他更是痛惜不已。但是在湖南办理新政期间，他和谭嗣同、熊希龄等矛盾重重，认为谭、熊太“猖狓”（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756页。），他尤其不同意康、梁的变法措施， 甚至将变法的失败归因于康、梁的激进，说：“康、梁之罪甚大，旧党恶之，尚是否各半，其有害于新政，则非浅鲜，千载一时，为此辈所败，言之痛恨。”（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1页。）又比如早年随薛福成出使的张美翊，当时一面为薛福成整理遗稿，一面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与邹代钧相仿，主张采取缓进政策，他说：“吾辈此时宜后名而先实，一切务从平地筑起，徒以空言号召天下，断无益处，且有流弊。平时立论，务平正易行，不必过激，朋友相遇，务彼此相助，互为规劝。”（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0页。）政变发生后， 他对军机四章京的被深表婉惜，说：“新政四人，皆伏重刑，为之一哭。”并表示：“吾辈总以慎言慎事为要……处此时势，惟须尽我可为之事，如劝学明农，奖掖后进，开通民智，则教一人得一人之益，教一乡得一乡之益，至出位之谋，如变法、保国与守旧不死者为仇，似不值得。”（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762页。）他虽称梁启超为“良金美玉”，国之“通才”，但对康有为却无好感，说“南海之氛甚恶”（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58页。）， “康所为诸事皆不惬人意”（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2 页。），预言其变法“不终”。在听说光绪皇帝被禁锢后，他甚至将祸源归因于“变政党”，说：“变政党之罪，其可恕乎？”（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4页。）
邹、张二人和康、梁的区别不在于变不变法，也不在于变什么，而在于如何变。他们不同意康、梁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不同意康、梁在变法时与守旧派针锋相对，而主张采取更为稳妥的、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也正因此，他们将变法的失败归于康、梁的激进。当时与邹、张二人类似的驻外和出使归国人员不是少数。他们不属“康党”，也非洋务派，他们是一批曾经到过国外，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为推动运动的发展，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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