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这一规定无疑是要废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直到这时，清政府才发觉自己的错误，力图挽回，要朝鲜国王在每一个条约中附上自己是中国的属国的有关条文。然而各国完全置这种似是而非的作法于不顾。对于朝鲜究竟是独立国还是藩属国，各国仍“采取最适合于它自己利益的看法”。（注：庄延龄：《中国，它的过去与现在》，第340—34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67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在中法有关越南问题的交涉上，清政府同样表现得极为软弱无能。李鸿章从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一开始，就误于“柔、忍、让”三字（注：《曾纪泽致郭筠仙侍郎函》，《曾纪泽选集》第二卷，湖南出版社1984年版。），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认为中国兵力一向单薄，滇防有名无实，海军又少，切不可与法国开战，甚至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对于中国只是伏边患于未来，目前还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主张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注：参见《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上）第8页，1926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没有打仗就承认失败，这就是李鸿章所做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就此批评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的主张是虚无渺茫和做样子的，而不是认真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法交战的后期，形势对中国抗法非常有利，然而清政府却乘胜收兵，在稍后的谈判中，反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致使对越南的宗主权完全丧失。
属国的存亡毕竟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中国的安危，支持属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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