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 1958年版。）她不干涉属国的内政，没有对属国的骚扰，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她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权利和义务。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在文明、文字和领土方面都代表了更自然的关系。”贡使派往北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有经常性、连续性和一种远为深刻的义务感”，“进贡本身”只是“一种藩属的标志”。（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其本质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是对东亚各国的武力征服和疯狂的掠夺。这种“共荣”是用刺刀和枪炮建立起来的对东亚各国人民的“军事暴力统治”，是一种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政。
其次，宗藩*存在久远，它是以东亚各国向慕中国历史文化为前提条件的，彼此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作为基础。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却没有这个基础。“中国为什么能够远久地得到它的属国的极度尊敬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灿烂的文学可以同样地通过朝鲜文、越南文、日本文或琉球文使人读到，这对于蛮夷们的思想引起了感召，就象衰微的罗马对于欧洲的野蛮人仍旧有着一种半宗教的迷惑力一样。……一句话，中国与罗马一样，是在道义上毁灭不了的。”（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