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为近代的统治机构不可，然而这实在并非易事，况且藩阀间的对立与纠纷也不容易消除。所以，如在那种情况下，近代化的推进一定会很缓慢，不过，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进入明治新政府，政体的转换就容易多了，这不但使日本能够转换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也是推进近代化的动力。此时，由于明治新政府，使日本的*权力由从前二百八十余封建领主集中到萨摩、长州、左佐、肥前四个明治功臣身上，而他们只是下级武士出身的士族。
明治天皇政权一开始就朝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极富侵略性。特别是在明治维新实施废藩置县政策后，如何处理那些原来享有身分特权及经济特权的浪人武士，便成了明治政权的大难题。日本经济的活动范围若能扩张到朝鲜半岛，当然就能够提供无数的浪人武士一个新的活动舞台。所以日本便开始关心近邻诸国的关系，特别是朝鲜。假如能把朝鲜置于势力圈内，便可以朝鲜为据点，不但将势力扩充到大陆，还可以排除俄国染指朝鲜的可能。基于这个想法，明治政权就把解决因维新改革而衍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诉求于对海外的扩张侵略上，在这种气氛下，“征韩论”自然成为明治政权的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争论点了。
“征韩”思想可说是下级士族变革派所产生的藩阀思想。而不久之后，由于国内变革的不彻底，为了避人耳目，便借天皇的权力，把征韩思想散布到民间。由此，日本知识分子扭曲而变态的民族观念便深深影响了对朝鲜的支配意识，使民众认为支配朝鲜为殖民地即代表日本的成功，明治政权便是由此出发，企图采取军国主义，牺牲邻国来解决自己国内矛盾，因而高举扩张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旗帜，这个政权的诞生使东亚和平蒙上乌云，成为不祥的前兆。由于日本对朝鲜有着强烈的支配欲，而中国对朝鲜又绝不让步，极力主张其宗主权，于是两国不可避免地在朝鲜问题上发生对立、紧张和冲突。
三
以中国为中心，使周边的“夷狄”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奉其正朔，并向中国朝贡，也可说是中国羁縻周边夷狄国家的诸关系之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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