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外交努力无效和法舰炮击基隆的情况下，清政府遂准备与法国“决战”。1884年8月14日，军机处寄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谕旨， 明确宣示：“法人肆意要挟，无理已甚。本宜即行声罪攻击，因美国仍拟调处，用意颇善，未可辜负，致失与国之好，是以迟迟未发。现经总署照会法使，并照会各国。倘法国竟将照会置之不复，亦不退出兵船，惟有即与决战，以免坐失事机。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大臣，迅速整备一切事宜，听候谕旨，务当尽力筹办，期于战守确有可恃，同心敌忾，宣布国威，不准迁延贻误。”（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98页。）

　　清廷作出准备与法“决战”的决策后，于17日命刘永福先进兵规复北圻，令岑毓英、潘鼎新饬关内各军陆续进发，并“催鲍超迅赴云南，会同岑毓英办防，以厚兵力”（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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