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峰峦而遍及中国大地。十八世纪的中国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由于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雍正初年严禁传教活动,限制传教士来华,又限制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谋生。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交往萎缩,关系冷却,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了前朝的政策,但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摇摆,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2]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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