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是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它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英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和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家、弱小民族一样，都应葡伏在自己的脚下，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它不知道国际之间还存在什么别的关系。因此，英国使臣觐见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早在顺治时，俄国巴伊科夫使团、康熙时俄国尼果赖使团到北京，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再一次遇到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这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文化制度和观念形态，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适应过程。 

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10] 

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行三跪九叩礼毕”[11]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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