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下，外国的武装侵略均告失败。十八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威胁，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外国势力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清朝统治者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外国立即有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它害怕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增强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和力量。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指清朝的闭关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指满族）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5]当时来华的马戛尔尼也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京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乾隆中叶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有关。虽然外国人和抗清起义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发生了安徽的马朝柱聚众谋反案，其实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马却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对天主教的更加警惕，对传教的*更加严密。凡是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均被视为奸徒，长期居留外国的华侨，携资回国、财产抄没，人被充军。洪仁辉案例中，原告英国人洪仁辉和被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处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国人书写状词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死刑。统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国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民田五起义，当时刚好查获有四名外国传教士潜入陕西传教，乾隆神经紧张地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7]谕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范。十八世纪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范中外交往愈益严密，闭关政策愈益严格。乾隆五十二年，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8]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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