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最有影响。《日本论》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化与社会的异同，从*理念、宗教意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国进步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分析和比较近代以来中日在接受外来文化问题上的差异，由此考察两国在面对近代大变局时的成败得失。他们的研究已不再是具体事项的简单罗列和对比，而是在探索表象后面的深层次问题。他们采用的比较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后来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广泛展开，日本近代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但在很长时间内，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并未进入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视野，因而直到“文革”结束，仅有一篇相关论文（注：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成为学科创新的重要方向，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中日比较更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国外著名学者关于近代中日比较的论著，也通过学术交流和译介而广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与条件下，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得以全面展开。据笔者统计，到2000年为止，发表的专题论文约有150多篇，学术专著有8部。从总体情况看，比较的时间范围一般集中于19世纪下半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两国近代*、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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