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注：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页。）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性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近代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分界点，尤为研究者所重视。学者们总的看法相当接近，大都认为洋务运动是借助于西方近代武器和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的运动，对外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而明治维新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对外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并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王承仁主编：《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即使是将两者都视为近代化运动的研究者，也对前、后者作了低层次与高层次的区分。（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歧主要在于对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强调当时两国*、经济、文化、国际条件的不同制约（徐泰来、丁日初等持此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两者的主导力量的不同本质、不同取向的决定性影响（王承仁、苑书义等持此种意见），更多人则倾向于兼顾主客观因素（以黄逸峰和姜铎为代表）。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国家政权的性质。部分学者强调：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制度，未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当权者与列强相勾结，压迫人民并束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破坏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为推进近代化创造了*前提。（注：前揭黄逸峰、姜铎、苑书义文；萝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有学者考察了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当权者的特性与素质，以及他们对封建旧秩序的态度和政策等，指出：清政府（洋务派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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