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学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有论者比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商人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发展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方始诞生，是与小农经济棉纺的紧密结合相关的，而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有的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对明治维新发生了影响。（注：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论者认为，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但中国的全国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21-30页。）有论者指出，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民有了剩余，生产和国内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农村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在中国，农民的剩余、农民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国内市场极度狭小，近代工业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它决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所能解决问题的。（注：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尽管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日本更普及一些，中国小农自然经济较日本更牢固一些，但这些差异绝没有大到足以导致或决定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程度，两国在先后被迫开放国门之际，同样具有向近代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日工业化不同的发展道路，是19世纪50至90年代两国各自面临的不同矛盾和不同变化，以及为适应这些矛盾和变化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手段所导致的。（注：管宁：《中日两国近代工业化道路分歧浅析》，《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者重点比较和分析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但能确保封建官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在领主制下，总体上土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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