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6月17日)第六十七号“革命和对外政策档案”,《红档》第二十一卷,第183页。)。
英国的建议引起沙俄的重视。沙俄对英国所提出的“共享”侵华利益,当然无异议,但在“合作”问题上,却另有自己的打算。
首先,沙俄感到自己力量不足,鞭长莫及。沙俄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公爵说:
“本外交部认为,我们未必能采纳英国政府的建议,因为英国人有靠近中国的东印度领土,又占领了香港,它依持自己颇为庞大的海军力量,可以采取一切方法帮助中国政府。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和中国之间隔着辽阔的蒙古草原,无论多么大的军队,要通过它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天然险阻。当然,取道满洲要方便些,但是我们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兵力本身,——尤其是当邻近的蒙古可能发生骚乱的情况下——也不允许我们有这种考虑。如果我们在堪察加的海军舰队能派些战船到天津或上海,表示一下我们对清朝命运的关切,那末,毫无疑问,从海上给一些帮助会便当得多。但是,鉴于中国舰队的现状,这样做也是行不通的”(“给驻伦敦公使勃龙诺夫男爵的急电草稿”(1853年5月23日)《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3—184页。)。
其次,沙俄政府认为,“合作”只对英国有利,而对沙俄不利。因为,英国掠夺的重点在东南沿海,而沙俄则在北部地区。沙俄长期未曾染指“五口通商”,更不敢指望在东南沿海地区与英国抗衡;相反,却害怕英国插手东北地区,破坏他们在那里的侵略阴谋。因此,沙俄外交部的态度是:“我们的利益和欧洲列强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我们确定自己在黑龙江的边界问题上,当然不能指望和他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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